陈伟鸿：2020年因为疫情的影响，中国经济面临着这些年来艰难的考验和挑战，但是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经济第二季度相关数据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经济的增长在今年第二季度已经由负转正，同比增长了3.2%，在这样的一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当中，我们看到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企业家勇挑重担，在今天的《对话》节目中，我们请到了三家企业的负责人。
大家都说今年第一季度特别难，我一直在猜，我今天见到这三位企业家，他们脸上会呈现什么样的表情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个表情，“我太难了”。您觉得说出了您的心声么？
周育先：我觉得很大一部分说出了我的心声。我大年三十回老家过年，但是大年初二就去我们浙江的企业做现场慰问，因为我们有20万的员工，在春节期间还有3万多员工在岗。从那开始一直到现在，基本上很大一部分员工，包括我本人在内，就没有过礼拜六礼拜天，时间都不够用。我们在境外200多个工程，实际上随着境内抗疫情慢慢转化为境外抗疫情，抗到现在为止，境外还有70个项目还暂停在那个地方，也是难。
陈伟鸿：当我们在聚焦三位所在的行业的时候，我们很关心这三个行业目前的活力表现到底如何。如果我们把100分作为活力值的满分，三位是不是可以给自己所在的这个行业打打分？
周育先：实际上中国建材，大家一听，第一个反应就是建材行业，可是它里面有很大一部分的内容是做新材料，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我觉得可以打85分。先说我们自己，通过6个月全体员工的努力奋战，等于比去年同期还有双位数的增长。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我们还有不足的，比如说整个全国建材行业的增长比我刚才说的数字低，刚才我说85分，离100分还有差距的地方，我们作为全球最大的建材企业，我们为整个产业链，为整个行业的推动，我觉得还有差距，还应该做更多的努力。
陈伟鸿：在今天节目之前，我们给三位企业家布置了一个小小的任务，你们要让自己所在的领域更加充满活力，更有发展前途，请拿出你们的独门秘籍，告诉大家，所以今天他们带了大大小小的模型，而这些产品中又包含了什么样的创新动力呢？
周育先：这个是碳纤维，这个是用碳纤维制作的无人机，这个就是收好的一卷碳纤维，大家看到这个好像是一根绳子一样，但是这里有10000多根碳纤维，每一根的强度都非常高。
周育先：你使劲拉，拉不断的。平时我们大家看到的飞机，真正的大飞机，比如说大型的双通道的飞机，一个飞机就需要用20多吨这样的碳纤维，除了机头不是碳纤维复合材料，从它的中段、后段到尾翼，全部都是用的这个碳纤维。随着我们国家的需求，原来从T300的强度一直开发到现在T1000的强度。那么普通的低强度的，比如说我们休闲的滑雪板、网球拍都可以用这种碳纤维做，但是随着高档汽车用的碳纤维，到了航空航天用的碳纤维，到了大飞机上用的碳纤维，都是需要更高强度。
周育先：对，耐高温耐低温，而且密度很低，它的密度是钢的五分之一，如果同样做一架飞机，用碳纤维做和用钢做，重量减轻，变成了原来的五分之一，这样飞机能够更节约，更环保，所以平时材料领域一般说碳纤维是材料里的“黑黄金”。这个碳纤维中国建材集团真是十年磨一剑，整整十年了，十年的前九年都是亏损的，到了今年第一年盈利。前两天碳纤维公司的老总跟我打电话说，董事长……
陈伟鸿：我们盈利了。
周育先：对，盈利了，但是这个过程是十年。原因是它本身在全球是封锁的，目前只有三个国家具备这个技术，我们国家等于要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从2010年开始研制，现在T700、T800可以做到年产万吨级的水平。
他们为何“偏向虎山行”？
陈伟鸿：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把这一条布满了荆棘，甚至充满了很多挑战的创新之路把它走通？
周育先：企业当然第一责任是要盈利，但是作为一家央企还承担了社会责任、国家责任，这两方面的责任。我们国家整体的工业发展需要有这样高端的产品，我们理所当然的在能够盈利的情况下，应该全力以赴去解决我们国家没有的材料，但是最终我们是要归到能够盈利的这一条。对科研成果不在于一时一事说赢了还是赔了，要看长短期的配合，我们有现在挣钱的产品，但是我们更要想到的是十年以后还能够挣钱的产品。
姚景源：我觉得刚才他们讲的，就是恰恰我们要探讨的企业家精神中创新的本质。
姚景源：你说周总，他一个碳纤维可以亏损十年干下去，这是一种追求，他如果为了利润他早不干了，他早干那些赚快钱的事了。十年前，谁敢担保能成功呢？而且创新应当说风险是相当大的，企业家精神中，这种创新我觉得它确实是一种追求，一种境界。
陈伟鸿：作为企业家，在你们的心中怎么样来平衡这么长时间的科研历程，这么多的科研投入，这种创新和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周育先：就像总书记说的创新是第一动力，如果不去谋创新，那这个企业肯定长远不了，就像刚才黄总说的，如果你要是缺心脏，就是早死晚死，肯定是死，但是具体做的里面，怎么样去平衡。我自己这么多年的体会，你作为一个企业家，无论你在做投资还是做科研创新，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战略理性和经济理性，这两个理性要平衡。如果你光考虑战略理性，不去考虑经济理性，没有一个经济能够维持你企业的正常运营，你想去实现那个大战略，不可能。
陈伟鸿：难以为继。
周育先：难以为继，你企业都没有命了，你的战略自然是空的。真正的要平衡好这两者的关系，可能作为一个企业家也好，一个公司也好，决策团队也好，大概是一个比较难但又必须做出选择的一个事情。 对待创新应该有多大的容错度？
陈伟鸿：在不少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的特质，今天我们把收集整理到的这些特质，用简短的词语写在了我们的大屏幕上，什么样的词汇跟你们是相匹配的？
周育先：我还是选前面两个，一个是容错，一个是激励。做创新它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做出来的，不像我们平时考核一个经济指标，今年的销售利润率多少、利润多少、成本多少，这个创新你不一定预计说我一定3年完得成，一定5年完得成，像刚才说的一不小心就10年，甚至有的可能磨了十年这个剑也没拿到。所以这个过程中如何去容忍创新团队每年每年都在烧钱，并不一定是错，但是它这是个规律，就是你必须得容忍创新的这种规律，那么你在考核上、在激励上都要去满足这样的一个规律。你不能说他今年没完成任务指标，明年就别做了。就像我们这个超薄玻璃，现在可以做到A4纸那么薄了，而且下一步还会做成柔性玻璃。这个就是个玻璃，你听上去的声音就像纸的声音。
可以弯曲的0.12毫米超薄电子玻璃
周育先：A4纸一样，这个玻璃在十年前的时候，我们一般来说两毫米厚的玻璃就觉得薄了，2010年开始从1.5毫米，从1毫米从0.5毫米一直拉到了2013年的时候才拉到0.5毫米左右，再往下走，又过了一年才拉到0.3毫米，从0.2毫米到0.12毫米又拉了四年，我所谓的“拉”，玻璃都是要在一个槽面上拉出来的。
大家会说你拉薄了有什么用啊？比如我们的超薄玻璃，现在在我们的手机上有四块玻璃，从盖板壳开始到了触屏玻璃，到里面显示玻璃的两块，一共要有四块玻璃，大家有感觉，现在手机越来越薄了，如果每块玻璃都是1.5毫米的话，光玻璃的厚度就6毫米了，我们现在的手机总共就没有那么厚，那些其他的器件就没地方放了。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拉薄玻璃了以后，整个国家大屏幕的TFT玻璃原来全部都是进口的，我们从去年开始，大屏幕的TFT基板的两块玻璃我们全部都可以国产化，所以使得现在大家买的TFT液晶显示屏降了几千块钱。其中要允许按照科学研究的规律去考核这个团队，哪怕它的时间长一点，也可能超过十年，谁能知道十年它就真的做出跟A4纸一样呢。所以我觉得对于科学研究创新的团队，这个容错并不一定他真的干错了，而是说从企业家的身份上讲，一定要容忍，自己也要去摸索，什么样的创新会有什么样的规律，这个规律是不容打破的。
陈伟鸿：如果我是一个科研人员，我肯定特别期望我的领导能够以容错的这种心情和态度来看待我的研究。所以我很好奇，跟您也做过科研工作，也在实验室里期待着自己的领导能够容错，能够激励，是不是有一定内在的联系？
周育先：我觉得是，因为我自己也从事过18年的研究工作，就是我得想办法这个点上能突破。但是现在我作为一个企业的董事长，我要考虑的是成果出来了以后，能够解决我集团未来10年的盈利模式。
周育先：能够解决我们现在国家，以及我们整个材料行业所面临的一些瓶颈，一些困局。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来说，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说，在我们能够为股东提供比较好的回报的情况下，一定要去思考它的社会责任、国家责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跟我自己做过研发有点影响，就是说那时候非常渴望我的领导、我的老总能够容忍自己再有一点时间，可能能够把这个成果完成。
陈伟鸿：再给我一年。
周育先：再给我一年可能就能够完成，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几年，但是等到你突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原来这个是对的。
陈伟鸿：我们说一个共通点，就是激励，如果没有激励确实我们没有动力。
周育先：刚才我为什么说激励这个词也很重要，整个中国建材集团65%是混合所有制，我们跟将近1000家民营企业进行了合作。比如中国巨石，玻璃纤维做到了全球老大，这个上市公司的总裁，原来也是十几年前我们共同合作的一个民营企业家。现在公司一年有20亿元以上的利润，他在里面占将近20%的股权，大家折算一下，折算成市值，现在是80亿元左右，折算成每年的利润20亿元乘上一个20%，4亿元左右。
中国巨石浙江桐乡基地
陈伟鸿：所以激励这两个字绝对不是轻飘飘的，沉甸甸的。
周育先：没错。
姚景源：总书记也讲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为什么党中央，总书记还在反复强调创新，就是我们现在全社会这种鼓励创新，尊重创新，激励创新，我们这个氛围，这个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所以我觉得我们政府在政策的制定上要研究，一个就是要把现在仍然还存在的一些束缚企业家创新的这些东西清理掉。
陈伟鸿：您讲的这段话让我想起了改革开放之初福建的一些厂长他们写的那封信，他们集体呼吁要给我们的企业家松绑。
姚景源：我们农村改革是从小岗村，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工业的改革就是从福建这55位厂长要求松绑、放权，其实我们现在在企业家精神上，我们让企业家精神能够不断的发扬光大，不断的去发挥作用，我觉得我们需要给我们企业家松绑。
姚景源：让他们更好的激励创新的精神。
陈伟鸿：这一屏关键词中还有一个词跟每一位走在创新之路上的企业家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那就是“胸怀”。今天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所以当我们立足中国的这一刻，如何书写“胸怀”这两个字，如何把中国和世界这两个词更好地体现在企业的创新之路上。我知道周总本人就带着自己的团队在过去七八年时间里征战全世界，大概几十个、上百个并购的项目就是在这样的努力当中一个又一个的诞生的。
周育先：我自己最深的体会，就是我们去做并购，或者是我们去做投资，除了我们要去获利以外，很重要的是要去想到为当地的社会、为当地的政府、为当地的民众能够带来什么样的贡献。第一，要为当地政府，要增加税收。第二，要为当地的居民增加一些就业的机会。第三，实际上能够跟环境和谐相处。如果这三点能做到了，我觉得投资的盈利，可能就是一个过程而已。
陈伟鸿：其实你翻阅全球经济发展的大事件，你会看到很多优秀企业家的身影，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我们看到了一批又一批的企业家不断的涌现，他们承上启下，他们继往开来。
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也谢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各位企业家以及我们的点评嘉宾姚景源先生！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